民间器物崇拜述略

花舞大唐春

民间器物崇拜述略　　　　　　　　　　　　　　　　　
　　　吕洪年   



[摘要]
　　历代传世的民俗器物，即使小到碗筷、瓮罐和针剪，不仅仅只是物质性的东西，而且也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的见证，并在使用中产生属于神秘文化、崇拜文化体系的“法宝”观念，形成一定的风俗习尚。究其原始，一是源于对器物肇始与创造者的崇敬，二是与器物的使用功能诸如祭祀、丧葬、禳解、求吉等有关，三是历史文化在器物传承与演变中的积淀。对器物文化的追本溯源，探颐索隐，有利于人们观念上的激浊扬清和去伪存真。
　　关键词：民间器物崇拜  针剪  灯烛  箕帚  碗筷  瓮罐



　　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器物，经历了源远流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历代传世的器物，即使小到碗筷、瓮罐和针剪，不仅仅只是物质性的东西，也是人类文明史中精神文化的见证。
　　中国是文明古国，器物的创制和使用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件器物的发明、演变，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动人的传说，以及见智见仁的争议，并在使用中产生了属于神秘文化、崇拜文化体系的“法宝”观念。特别是神话传说，有不少涉及古代事物的创造和发明。由于史籍记载甚少，真实的创作者往往难以凿考，因而每每归功于某个人物，甚至嫁名于荒古不可知之人，并加以夸饰、描绘成智周万物的“圣人”、“神人”，这样一来，他们所创造的器物，也被神化，成为具有超自然法力的“宝物”。这些宝物与在童话故事中的事物一样，有能够打造出美好食物的宝槌、小镗锣、如意棒，有能够熬干海水的金钱，能开山的斧子，可以当船的手帕，能飞行的靴子等等。
法宝的使用情况，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上所述仅存在于口耳相传的神魔文化作品中；另一类则存在于社会俗信中，即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民众信仰和风俗实践中，具有更加普通的意义。
　　　　　　　　　　　　　　　　　　　　　碗筷崇拜
　　碗筷，是中国人的传统食具，亦是所谓“礼器”之一，代祭祀之用。据说，中国人对碗筷的崇拜，源于祭祀。民间有不少俗信，以为它是一种法宝。
　　碗筷的法力之一是用于占卜。据《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记，赵达精通术数，一日，去朋友家，饭时,朋友谓：“仓卒乏酒，又无嘉肴，无以叙意，如何？”赵达顺手拿起一根筷子，“再三纵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此类以碗筷为卜具的方式，常见于后世巫祝间，一般百姓也有据此推算凶吉的。如：家有联姻之仪，遂将男女生辰八字写在纸上，置于筷笼内，即是央求筷子卜算这门亲事是否吉利，倘若几天内家中太平无事则为吉；反之，如有人生病，或有瘟猪、死鸡等事发生，则为凶，表明男女命相不合，婚姻不谐，等等。旧时正月十五日迎紫姑时，也用筷子占卜。据《岭南杂记》所说：“南雄风俗，妇女每在元夕设酒茶于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于箕上，左右两人    之作书，问事吉凶。”此俗南北均有，在北方称“祝姑”，在南方称“踏月”，因紫姑居于厕，为厕神，迎时常把厕所、猪栏打扫干净。插于箕上的“箸”即为筷子。
　　此外也有单以碗为占卜物的。如遇有灾难或疾病、请巫祝占卜缘由和前途等，可取碗一只，念咒语后掷碎于地，再据碗破裂的块数、大小和裂纹等进行解释。
　　俗信碗筷还能发挥招魂和驱鬼的作用。如小孩受惊患病，长辈认为是魂魄走失所致。于是便用碗一只，盛些清水，再取筷子若干并拢后放在碗中并使之垂直竖立，一边叫魂，一边从碗中舀水从上往下淋在筷子上，等筷子在碗中站稳不倒后，孩子的魂魄便算招回了。随后捧碗到孩子床头转上几圈，拿出筷子放在病孩枕边，以为疾病便可痊愈。驱鬼的方式大致相同，区别在于一边用水淋筷子一边念咒退鬼，等筷子竖立不动时，便是成功。
　　人们把碗筷奉为法宝，其由来或许与古代的祭祀有关。比如古时，家族合祭之后，用过的碗筷多由子弟均分，如同宝贝似的珍藏起来，以为借此可得祖宗神灵护佑。迄今仍在民间盛行的“过九”和“抢筷”习俗，也是依循这个道理行事。
　　据传，凡老人做寿，一律是“过九不过十”，即逢九之年提前做“整寿”，寿筵散后，主人照例要向贺寿亲友赠碗，称“寿碗”，俗信以为受赠者因此可享长寿。同样，凡高寿者去世，丧家也要准备大量碗筷，供助丧和吊唁者随意攫取，名曰“抢筷”，似乎这些“抢”来的碗筷，皆有助于人的延年益寿。
　　一日三餐离不开碗筷，尤其是筷子，这就促成了不少关于筷子的独特风俗。例如在东北，新人洞房花烛之夜，有从窗外扔进一把筷子的习俗，为的是讨个“快生贵子”的口彩。云南阿昌族娶亲，接新娘时，新郎倌在丈人家吃早饭用的“筷子”，必须用足足有五六尺长的细荆竹特制，竹梢子上还带着一簇簇绿叶，并拴上鲜花之类的东西。当新郎拿起这双“筷子”时，手常常抖得很厉害。有趣的是，新郎吃的菜，也全是特制的，如油炸花生米、米粉、豆腐乃至水果之类，不是细得夹不起，就是滑得夹不住，或者是软得一碰就碎。这顿饭常常把那些身强力壮、神气十足的新郎吃得满头大汗。更有意思的是，筷子还被蒙古族人当做舞蹈表演的道具——蒙古族的筷子舞曾风靡全国，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民间还流传许多关于筷子的故事。据说汉代有个名叫巨无霸的将军，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每次进餐必用二三斤重的铁筷，借以炫耀他的力大无比。又，据说湘西苗族曾有位抗清英雄，他使用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一双两尺长的铁筷，人称“筷子王”。他的筷子功，又分为轻功和硬功。轻功能挟住飞蚊，而且挟了又放，放了又挟，且可不伤蚊子；他的硬功，一筷子下去，能致敌于死地。古代还传有周生取月、韩生酌月的故事，他们就是用筷子做的“软梯”上天去的。
筷子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对筷子的崇信和有关筷子的神奇传说，实际上就出于一种对碗筷，尤其是筷子的发明者的敬仰。中国是筷子的故乡，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自然是用手抓着吃的，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吃更有滋味。为了避免进食时烫伤手指，聪明的祖先就利用草茎、枝条、木棍代替手指进食，这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后来，筷子变成上方下圆、方圆结合，这是与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有关的。
　　筷子究竟有多长历史？据史书记载，筷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44年的商末。司马迁在《史记·微子世家》中就有“纣始有象箸”之说。“纣王象箸，而箕子唏”，说的是箕子认为纣王用象牙筷子吃熊掌，极度奢侈，乃亡国之兆。“箸”是筷子的古称，明代诗人程良规《咏竹箸》诗中有：“殷勤问竹箸，甘苦乐先尝。滋味他人好，乐空来去忙。”那么，“箸”是如何演变成“筷”的呢？据金维新等编著的《器物文化纪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的考证，认为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载有因吴语“箸”和“住”近音，吴俗舟人讳说“住”，就将“箸”（住）反其意而称为“快”儿，又因为箸多为竹制，便在“快”上加竹字头成“筷”，沿用至今。但在福建的一些地方至今仍保留“箸”的叫法。筷子在古代还叫“   ”和“挟”，因为它们都不如“筷”字琅琅上口而又吉利，渐被淘汰。
　　筷子的悠久历史，还可以用考古实物来加以印证。1961年，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发掘了一座罕见的铜棺墓，其中出土了圆柱型的铜筷。经同位素测定为公元前495年东周中期的遗物。而在欧洲，直到15世纪，很多国家的平民还在用手抓取食物，只有贵族才用得上金属制的刀、叉、勺等餐具。
用筷子有不少好处，这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也是引起人们对筷子崇信的一个原因。据科学测定，人们在使用筷子时，五个手指都能很好的配合，而且带动手腕、手掌、胳膊和肩膀的几十个关节和肌肉的活动，并与脑神经相连，给大脑皮层一种有益的刺激。所以，中国的筷子不仅仅是一种餐具，还是一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器物。
　　　　　　　　　　　　　　　　　　　　　瓮罐崇拜
　　瓮罐是先民最早发明制作的生活用具，应用范围极广，凡举炊、盛物、汲水、酿酒等，无一不用到它。
　　人们对瓮罐的崇信，主要表现在通冥、招魂、逐鬼等方面。
　　瓮罐被用来禳解凶煞、驱逐疫鬼，最常见的操作形式是妇女在除夕、正旦或正月十五之夜，各人带一个瓮罐，结队出游，沿途将瓮罐扔于河畔或桥下，以此消灾祛病。这时候瓮罐的作用主要是把病灾带走，也有将瓮罐掷路口，当场打碎的，据说这样就能解除劫难，使瘟神疫鬼一年中不敢上门。
　　瓮罐又被用于招魂，俗信以为人之得病，常与魂不附体有关，倘能及时把魂招回来，便可解除病痛。利用瓮罐招魂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先由巫祝之流念咒语，再捧一个瓮罐来，去河边或井边舞弄一番，任意捉一两只偶尔飞过的虫蛾之类小虫，放入瓮罐中后封口，这就算把游魂招回来了。又比如，先用纸把瓮罐口封好，纸上刺个小洞，洞旁放七粒米，其数代表三魂四魄。然后念经作法，使米粒从洞口掉进瓮罐内，随即用写有咒语的红纸条加封，以确保招回的魂魄不再走失。
　　瓮罐在民间丧葬风俗中展示神通的机会尤多。比如俗信以为纸钱必须在瓦盆中焚化后，再用黄纸把箔灰包起随遗体入殓，才能保这笔财产不致被其他野鬼抢去，所用的瓦盆叫“丧盆”。俟大出殡时，死者的长子要将“丧盆”顶在头上，于启灵那一刻往地上狠劲一摔，“丧盆”破了，就意味着纸钱已被死者带到了阴间。基于相同的理由，祭灵时所供的酒菜仪器等，也必须放在瓮罐内，再放置于墓穴交由死者带走。此外，在超度亡灵、引魂过桥等其他迷信活动中，瓮罐均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人们对瓮罐的崇信源于何时，已不可详考。想来与古人把瓮罐充作礼器不无关系。祭祀和丧葬活动中，瓮罐有不少用场。
　　此外，与以瓮罐为中国最早的棺具形式之一也有关。瓮罐为古代盛殓死者的重要器物，并由此形成“瓮罐葬”的习俗，曾沿袭流传很久。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掌握了熟练的烧陶技术，正是在此基础上，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并很快普及了主要用于埋葬夭折婴幼儿的瓮罐棺。为什么瓮罐棺这种能较好地保存尸骨的葬具，不能普及用于成年死者呢？这主要是受烧陶技术水平所限。当时虽然能烧制一些较大的水缸，因为成本过高，难以广泛用于埋葬成人。但我国历史上确有许多成年死者使用瓮罐棺，如古代西南、广东一些少数民族墓葬以及全国各地的僧侣墓葬。但他们要么是二次捡骨葬，要么是先火花后捡骨烬，所用的瓮罐棺并不大。汉代开始曾出现陶棺，但由于烧造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始终未能普及。
　　“物以稀为贵”。由于瓮罐作为难得的一种葬具，因而备受人们的赞赏和敬仰，并由此演绎出多种相关的民俗事象，比如“摔盆礼”等。“摔盆礼”即“摔大盆”，亦称“摔丧盆”。旧时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北京等地，明时已有，《金瓶梅词话》对此有所描写。其仪式是：出殡伊始，起大杠，孝子穿孝衣帽跪在柩前。柩前地上放一块新砖，外裹以纸，砖上放一底有小孔的小圆瓦盆——丧盆，孝子在起大杠前，举起丧盆向砖上猛摔，号啕大哭，起行。
　　从前僧人坐化，也多用瓮葬，且有不少神奇故事。相传浙江兰溪栖真寺，其开山祖师如契驻锡寺内，带来一个火工道人名叫正一。正一有个96岁的老母，跟他在寺礼佛，后来盘膝坐化，如契把她肉身入瓮，泥封五年，放在后殿，让她成佛。据说五年之后，举行佛寺开光，彩绘上金，其肉身还如同生者。
　　民间俗信之所以认为瓦罐类是法宝，主要和这方面的积累有关。又因烧制陶器用窑，故陶业所奉之神又多称窑神。文献记载或口头传说中，常有如下情节：当陶冶总是不成功时，有女子（工匠或官吏之妻女）或工匠投身窑（炉）中，陶冶遂成。此人便被奉为陶冶保护神。人们对瓮罐的敬重，也许与对窑神的敬重相一致。例如宜兴陶业供奉范蠡为祖师，有“造缸先师”之称，传说他是宜兴陶业的创始者。传说的大意是：范蠡帮助越王句践灭掉吴国以后，弃官逃到宜兴，隐居在鼎蜀镇一带。他发现当地的泥土可以制作陶器，就教大家采泥做坯，筑窑烧陶。从此，宜兴陶业便兴旺起来。相传今之蜀山与丁山（原作鼎山）之间的蠡墅即范蠡隐居之地。这个传说在宜兴地区，尤其是鼎蜀产陶中心区流传较盛。以这个传说为主干，还诞生出许多关于范蠡制陶细节的传说。考古发掘也已证明，远在范蠡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宜兴地区就已成批生产陶器，范蠡不可能是宜兴陶业的创始者，但他是否到过宜兴，是否对宜兴陶业有过贡献，却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迄今未有定论。
　　与制陶业有关的砖瓦业所奉之神有鲁班和窑土地公公等。浙江嘉善县是全国著名的砖瓦专业县。当地的砖瓦业即奉鲁班为祖师。《浙江风俗简志》记有祭神情况：每一窑点火前都要举行祭祀鲁班的仪式。窑围上贴有鲁班神像，窑门前叠几块土坯为供桌，上放香烛供品，由领班师傅带班叩头礼拜。砖瓦业所以奉鲁班为祖师，大概因该业与建筑业关系密切，而鲁班是建筑业祖师的缘故。浙江武义的砖窑匠则供奉窑土地公公。武义的砖窑建成后，都要在窑侧立窑土地公公的牌位。牌位通常立在用砖石或木块搭成的神座上，神座上用红纸写上“乌泥变宝玉，窑门出黄金”字样，前摆香炉祭品，入窑出窑都要祭祀。此窑土地公公，即掌管砖窑的土地神，亦即一专业土地神。陶业和砖瓦业如此敬重神明，是因俗信以为有了它的保佑才能生产出好的陶产品和砖瓦。由对神明的敬重而引伸及于瓮罐，进而形成瓮罐崇拜，这还是比较合乎逻辑的。
　　　　　　　　　　　　　　　　　　　　　　　　　　针剪崇拜
　　针和剪刀都是缝纫器具，但在民间方术中又具有禁克或巫蛊作用，也可算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法宝。
　　关于针在巫蛊术中所起的作用，《红楼梦》第二十五回有马道婆以针为    魔法物暗算贾宝玉和王熙凤的详细描写。具体方式是剪五个青面纸鬼，剪两个象征宝玉叔嫂的纸人儿，用针钉在一起，再作起法来，其效验便是“    魔法叔嫂逢五鬼”了，相传一般僧道医巫，均不能治。这办法是取针的缝合作用，即硬让“五鬼”附在宝玉、凤姐身上作祟。更流行的办法是取针的戳刺作用。《晋书》里说，大画家顾恺之看上一位邻家姑娘，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却遭拒绝。顾于是便把这姑娘的身形画在墙上，用针钉在其心脏部位，结果姑娘马上患心痛，顾恺之乘机向她求情，终于得手，再偷偷把画上的针拔去，姑娘的病也就痊愈了。与此原理相同，民间巫蛊术中用若干枚乃至成把的针刺在有一定象征性的纸人、草人或画像身上，以致人于病甚至死去的事例，如此传说不胜枚举。
所谓“蛊”，照汉代郑玄的解释是“虫物而病害人者”，又引申为一切毒害。《左传·昭公元年》孔颖达疏：“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这种巫术不仅危害严重，而且流传甚广，历代文献屡有记载。《周礼·秋官》记载周朝有“庶士”之职，掌除毒蛊。汉代毒蛊盛，《周礼·秋官·庶士》郑玄注引东汉《贼律》：“敢蛊人者及教令者弃市。”在巫蛊术中，针起着缝合、戳刺的特殊作用。
　　中国民间节日习俗有“天穿节”的事象，各地过节的时间不一，有夏历正月初七、十九或二十、二十三等种种区别，这一天忌动土、动剪或拆屋等，还有一道必行仪式。用穿有红线的钢针一枚，插在煎饼或其他圆形的米粉、面粉制的食物上，再置于屋顶或庭院。在这道仪式里，针与红线配合，起到辟恶祈吉的作用。此外，在传统的七夕风俗中，针还有“乞巧”或占验少女智愚作用。不过在这些活动里，针已经不是作为法宝来用了。
　　民间诸忌中，剪刀是凶器，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和场合，严禁使用。但反过来它又是镇恶辟邪的法宝。剪刀辟恶，可以施之于任何需要辟恶的场合。比如民间医药习俗中，常有在煎药时放一把剪刀在药罐上的做法，其意就是镇伏疫鬼。再如小儿去僧寺道观“寄名”时，总要从和尚道士那儿得到一些精巧的“法宝”保佑平安成长的护符，这些法宝里往往包括一个剪刀形状的银质或铜质的佩饰，而避免灾祸和祓除不祥，便是其作用所在。
　　由于针剪的历史非常悠久，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工具，因而形成为对针剪的信仰和崇拜。在古代志怪小说中，有关“针神”和“剪刀神”的记述不少。此类神怪意识与针剪实际功能的复合，便为以它们充当法宝的俗信提供了观念上的根据。
　　在远古时，我们的祖先就使用骨针，又从螃蟹的双螯和鸟类的喙得到了启发，摹仿这些动物的生理功能，用石片、兽骨等制成了一些戳刺、剪割、截切的工具，应该说这就是针、剪的雏形。特别是剪刀，我们从古代书籍的记载中，知道剪同“翦”，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的记载。春秋末期的左丘明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说：“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既然那时已出现了“翦”字，肯定实有其物，而决非凭空杜撰。
　　如今，我们所发现的早期剪刀的实物，是从河南洛阳西汉时期的古墓中出土的，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的剪刀与现代的不同，它没有任何附件，整个剪刀自成一体，中间没有轴眼，也没有支轴，只是把一根铁条的两端锻成刀状，并磨出锋利的刃，然后将铁条弯成“8”字表，这种剪刀不用时是自然张开的，使用时，一按两端刀刃，它就能剪断东西了；一松手，剪刀刃弹复原状，就像现在的镊子一样。
　　我们今天用的剪刀大约是在北宋时期定型的。考古学家曾经在河南洛阳北宋熙宁五年（1072）的墓葬中，发掘出一批文物，其中就有类似现代形状的剪刀，已从过去的“8”字形演变成利用支轴固定剪刀叶造成杠杆作用的剪刀。这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早期的现代剪的历史遗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最迟到1072年的北宋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支轴剪，它比弹簧剪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针、剪的悠久历史，使其文化积沉日益深厚，许多关于“针祖”、“剪祖”的传说，无不使针、剪增加了一种神秘感。据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针祖刘仙翁库庙记》记载，北京针业奉刘海为祖师，其中对其“功绩”有一段说明：“冠裳之制肇于黄帝，药饵之设始自神农。自古至今未有舍缝纫之具、针灸之功而可以利用□（不详）生者也。但庙貌之建虽已多年，而针祖之祢未知所自。意亦如仓颉作字、输子斫轮，佐黄帝而织就冠裳，辅神农而调和药饵欤？众善士俎豆而尸祝之，百世之祧也。”（1）文中将刘海说成是发明缝纫、针炙用针的人，并与造字的仓颉、造车的鲁班并称，甚至说刘海以针辅佐黄帝和神农制衣、医病，可谓赞扬备至。刘海即五代时的道士、道教全真道北五祖之一刘海蟾，民间有以他代汉钟离为八仙之一的，传有“刘海戏金蟾”的故事。针业奉他为祖师，大概取意于刘海戏金蟾时“线过金钱眼”的动作，以此附会为穿针引线，从而奉之为针祖。
　　有针祖，也有剪祖，最早负有盛名的剪刀是山西太原出的“并州剪刀”。据说并剪至少在西晋时就已出名了。此外还有杭州张小泉剪刀和北京王麻子剪刀。而相传张小泉剪刀的出名，是因为他活捉了杭州大井巷大井里的两条乌龙蛇的缘故。相传铁匠张小泉好水性，在杭州城隍山下大井巷开设打铁铺。一天，两条乌龙蛇到大井里生小蛇，将井水弄脏。张小泉大胆下井，乘两蛇交颈盘绕之际，将它们拎出井来。他受蛇交尾形状的启发，做成一把大剪刀，遂有剪刀传世。张小泉死后，他的儿子、徒弟都用“张小泉剪刀”招牌，流传甚广。其实，人们把张小泉奉为剪刀的始祖，主要是赞扬他首创剪刀的“镶钢锻打”工艺，有重大革新的缘故。由于打铁与炉火有关，因此人们在信仰中，普遍奉老君为祖师。这是因为老君炼丹有八卦炉（老君炉），是炉神的缘故。《重修炉神庵老君殿碑记》云：“老君之为炉神，于史传无所考。予尝揆以意，或世传道家丹灶，可铅汞致黄白故云尔，抑亦别有据耶？吾山右之贾于京者，多业铜、铁、锡、炭诸货，以其有资于炉也，相沿尸祝炉神。”（2）也就是说，道士的炼丹炉能把铅、汞炼成金银，老君又是道教之祖，故使用火炉诸匠乃奉老君为炉神，为祖师。
　　民间的信仰，有时由物及人，有时又由人及物，人、神转化，因此使物也随之神化而有特别的奉祀！
　　　　　　　　　　　　　　　　　　　　　　　　　　灯烛崇拜
　　由于传统样式的灯就是把烛或炬置于用各种质料制作的器具内而成的，因而灯和烛可以连称。
民间对灯烛的俗信甚多，亦往往视之为法宝，用于祈吉祛祸。依照神仙爱灯、灯能致神、神至而福来的逻辑，人们总是以灯烛为最通用的祀神之物，并设立了各种灯会，作为自娱和酬神的方式之一，同时必定与祈福禳灾的目的结合起来。如四川旧时流行有正月初八、初九点“玉皇灯”的习俗，人们将丈余高的灯竿竖在街上，竿上横悬33盏灯。俗信以为玉皇在天上爱看人们的各种灯景，并派出“鬼王”守护，而“鬼王”管住了众鬼不使作   ，种种灾祸也不会出现了。所以民间有“灯竿不倒，鬼王不走”的谣谚。相类似的还有除夕至正月初三或初五的“点岁灯”、“点天灯”，正月初九的“点天宫灯”，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等等，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比如闽台一带的旧时元宵习俗是：大姑娘小媳妇等，都要争相从灯下走过，取义为“钻灯脚，生男胞”，求灯烛保佑她们找个称心丈夫，生个白胖儿子。更具有典型说明意义的是东北地区元宵送灯之俗：凡庭院屋宇、仓房牲圈、井台磨房、路口街沿，无处不置灯，最后还要把灯烛送到祖先坟上去。一面点灯，一面要口念祝词，俗信以为这样可以驱除一切不祥，人畜共获平安。西北地方不少人家于元宵遍置灯烛时，还在每一盏灯旁放些面食，称为“伴灯馍”，这就挑明是给灯神吃的了。而灯是“神寓”，同以灯致神相比较，灯烛的法力又更递进了一层，这是不言而喻的。
　　发挥灯烛驱邪求吉功效的另一类操作范型谓之“诸照”，即“照虚耗”、“照田财”等。“虚耗”指一切能使财物耗损之鬼。“照虚耗”的具体形式是，逢夏历腊月廿四俗谓“交年”之夜，在床下燃灯，亦有遍及门户、厨房、井碓乃至厕所的，取义是用“照”来撵走所有不吉利的东西。　“照田财”亦名“照田蚕”，方式是在田里燃炬，或以竿挑灯，“祈有秋，焰高者稔”（3），何以祈求丰年又要履行这一道“照”的仪式呢？看来也是为了借灯烛的法力，把一切足以妨害农事的东西除尽。此外，民间还有“照黑角”、“照百虫”、“照麻虫”等禳毒祛邪方式，也均由灯烛担当主角。
　　灯烛又是“照亡破冥”、给灵魂引路的东西，用于许多丧葬和追祭活动之中，“引路灯”、“过桥灯”之类风俗事象，旧时是盛行于全国各地的。即人死之后，亲属必置灯一盏于停尸床前，盖以为阴间黑暗一片，死者的魂灵须借助灯烛，才能认清道路，入冥界安息，而不致在经过“奈何桥”、“恶狗村”之类充满凶险的地方时遭遇不幸。有的地方还有所谓“阴阳灯”的讲究，即灯盏内油水参半，放在灵堂内，以为油照阳世，水照阴世，一起点燃后，便照亮了由阳间赴阴世的道路。据清人范祖述《杭俗遗风》载，过去杭州还专门有经营“树灯”出租的，灯用杂木制作，高达丈余，其状如树，分七层，每层有灯七盏，彩画泥金，相当精致。另外，旧时中元节之夜，民间皆以放河灯、点地灯、烧瓦子灯等方式为众鬼照冥，取义也和“引路灯”等相似。
　　在民间婚姻生育习俗中，灯烛也有诸多法力。比如迎娶之夜，洞房中一对龙凤花烛是必不可少的，俗信以为燃至天明的花烛可保佑夫妇白头偕老。有些地方的规矩，是新妇走进夫家门庭时，要从一盏罩有筛子的“七星灯”上跨过，俗信以为可让跟踪而来的诸煞留在门外。还有不少地方流行新妇分娩后亲友送灯的习俗，称“添灯”、“花灯”、“开灯”、“全灯”等，那就是要仰仗灯烛保佑新生儿的平安成长了。
　　灯烛还是民间的占验器物之一，诸如“灯花开，喜事来”、“火留星，一定晴”之类谣谚，至今还有人深信不疑。
　　人们对灯烛的崇信，基于对火和光的崇拜，是从蜡烛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开始形成的。蜡烛究竟始见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目前通行的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说蜡烛在南北朝以后才有，在此之前照明用的都是火把；另一说认为蜡烛起初以牛油为原料，后来由于石蜡的发现，才以蜡为烛了；再一说是人们最初把油脂涂在火把上，后来逐步发展为把油脂涂在棉绳上，最后才演变成后世的蜡烛。
　　然而，单就“烛”而言，它的历史远比魏晋时代出现的蜡烛要久远。从以薪为芯到以苇为芯，再到以棉为芯，前后经历了千余年，后来才有地道的蜡烛。
　　自有蜡烛以来，人们又由古代的“庭燎”而逐步造出形体很大的巨烛。《说文解字》释“烛”曰：“庭燎，火烛（大火把）也。”据《礼记》载，庭燎自齐桓公始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庭燎是地道的大火把，它的功能除照明外，主要是显示庄重、威严。到了东晋，庭燎有了较大的改进，此时的庭燎已为坟烛所代替。所谓坟烛，即大烛也，俗称麻烛。《说文解字》段注：“古庭燎依慕容氏所为，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凡邦之大事，必用之。”巨烛自东晋开始出现，并逐渐从室内走向室外。它以酬神为目的，发展成民间娱乐性的“迎蜡烛”、“赛蜡烛”的风俗活动。据洪国荣的《浙江巨烛工艺及其风俗》一文介绍，金华地区的这类风俗活动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用的是空心灯笼型的“大蜡烛”，一般它的活动形式是迎神与赛会兼而有之。另一种用的是实心真形型大蜡烛，又可分为蜡与非蜡两种。货真价实的大蜡烛高可达十几米，重可达上千斤。此类活动一般在正月初十至十三日四天内举行。最后把大蜡烛抬到庙内付之一炬，以示敬神之虔诚。
　　由于祀神时与烛的关系密切，因此香烛也常常连称。旧时香烛供奉关帝，这除了因关公是武财神和信义合作之神以外，当又与关公一生与香、烛有不少关联有关。《三国演义》有桃园结义“焚香拜誓”的描写，关公被誉为“心则赵盾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关公又有“青史对青灯”的形象（关帝庙和戏台上，关公左手理长髯，右手持《春秋》，桌上放着一支蜡烛）和“秉烛达旦”恪守叔嫂之礼的故事，而香烛业有可能从这些故事中归纳出了供奉关公的理由。总之香烛通神，在民众中的心理积淀至为深厚。
　　灯烛乃至于香烛，所以能在传统的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它本身能以光芒炫丽、变幻瑰奇给人以某种神秘感并进而引发奇思遐想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同古人对于所谓“仙界”、“地府”等特定领域的一般认识相联系的。在人们的意识里，流光溢彩的神仙世界，必定由千灯同耀、百烛并辉所装点，凡鬼、煞及诸般不祥，自然是绝无存在可能的。于是对灯烛的崇拜，便因此类观念的积累衍化而产生了。
　　　　　　　　　　　　　　　　　　　　　　　　　箕帚崇拜
　　箕和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器。广义上的箕，包括漉米用的筲箕（即淘米箩）、扬谷去糠用的簸箕和收垃圾用的畚箕等多种。箕之得名，是因为它外形酷似二十八宿之一的箕宿。《诗经·小雅》即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之句，看来早先凡命名为箕的用具，形状大致是相同的。《世本》谓“少康作箕帚”，可知帚的制造和使用的历史，与箕一样悠久。与此相似，帚在古人观念中的神化，大体过程亦与箕的神化一样。人又称“帚”为“   ”，“   ”通“彗”，就是彗星，形态与帚相似，之所以要加个“竹”为部首，乃因帚是用竹子制成的。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便可知道，实际上帚具也成了某种星宿在民间的形式化和实用化，只是后来人们又把其中的联系搅混，而称“彗星”为“扫帚星”了。
　　在传统的民俗生活里，箕帚也被视为一种“通灵”的法物。它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祈吉求福。在旧时，一些地区的元宵节风俗中，有所谓“扫天帚”、“扫霉气”之举。具体方式是：正月十五晚上，扎一把扫帚放于宅前树梢，帚柄朝地，据说这样可以承接九头鸟的滴血，禳解厄运。在民间祈晴风俗中，扫帚是必备物。方式为：扎个纸人（多为女性），同一把小帚一起缚在竹竿上，挂于屋檐，俗信以为可扫尽阴霾，止雨放晴。供奉的纸人叫“扫晴娘”或“扫天婆”。元李俊民《扫晴娘》诗云：“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摇手。”便是帚在祈晴术中的功用的写照。在民间丧葬习俗里，箕帚又是祈吉的法物：出殡之前，孝子一手执帚，一手拿箕，把棺材上的浮尘扫在畚箕内，再倾于炕席下；亦有先用簸箕盛上麸子撒在棺材头上，再用扫帚扫进箕内后倒进粮囤里的。俗信以为这样就能祈求亡灵保佑儿孙发家致富。按箕之功能，略如《庄子》所言，“虽去粗留精，然要其终，皆有所除”，所以这时它的法力是多方面的，既祓除了因死人而造成的不祥，又兜拢了财气不让跑掉，颇有些变坏事为好事的意味。
　　二是驱邪辟恶。俗信以为发生过横死事件并“闹鬼”的住所为“凶宅”，需要把鬼赶走。在撵鬼仪式中，扫帚是基本武器，使用方式是边念咒语边执帚挥舞。旧时许多地方有腊月二十四“掸尘”的习俗：即以竿缚帚（亦有加系一条红绳的），对宅院作全面清扫，谓能扫除邪恶。用扫帚敲打簸箕或畚箕，也是辟邪的基本形式，适用于许多场合，如旧时发生日蚀或月蚀现象，人们以为是赤狗吞吃日、月所致，便以帚击箕赶走赤狗。再如有些地区逢二月二或五月五，人们使用此法来驱除五毒。还有一种叫“扫赶邪”的民间医药风俗：孩子闹肚子痛，母亲手拿扫帚对病孩的肚子作“扫”状，边扫边数，数到“七”下立即把扫帚丢到门外，随后关紧房门，以为这就把小孩身上的邪气扫除了，肚痛可愈。
　　三是扶乩通神。“扶乩”往往又叫“扶箕”，足见箕具经常充作这种卜问休咎方式的用器。旧时民间逢正月十五，便有“迎箕姑”、“迎帚姑”等占卜之戏。据李石《续博物志》记载，宋时还有“扇天卜”的活动，即找五个女孩来共眠一床，以箕扇之，俟其进入昏睡状态后，作出刺绣、抚琴、写字等各种动作，类同“乞巧”，即通过“扇天卜”使孩子变聪明。有些地方搞亡灵附体与活人对话，帚也派上了用场，方式是捧香骑帚，坐在地上，口念咒语。这时候，扫帚似乎变成了去阴曹接亡灵的交通工具，迎来亡灵附体后，可借骑帚者的嘴巴同“活人”交谈！
　　人们所以把箕帚当作法宝使用，当然也把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特定职能结合在内。比如帚的职能在于扫除污秽之类，于是它颇多地充当了辟邪的角色。而箕则经常在兜拢、簸扬一类词义的动作化上起作用。例如“箕坐”，又作“箕踞”，指伸开双腿，席地而坐，形如簸箕，故名。
　　箕帚之当作法宝，想来与箕星、帚星有联系。在《周礼》、《风俗通》等古书中，皆以“箕星”为“风师”，即主司致风之神，这样的职能分派，起先可能与簸箕的扬物功能有关，然一旦为神，法力便不再仅仅局限于簸物致风了。《杂五行书》曰：“常以正月三日，买箕四枚，悬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蚕万倍，钱财自入。”（4）这是说：古人择日，以俗物四箕象征天上四星即“箕斗”，并祈求从这种仪式中，开拓发财致富的前景。我们不妨从这一现象里，揣摩出一条箕具之所以会被视为具有法力的线索：即它们都是某种星宿在世间的形式化和实用化。帚亦与此相似。
　　法国哲学家泰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称文化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古老时代，严峻的自然环境，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带给原始人民精神上的压力是巨大而多方面的。天灾、人祸、疾病、受孕、出生、死亡，人类生活的每一重要危机，都使他们产生情绪上的混乱，精神上的冲突。在他们深感自己无能为力时，便疑心冥冥之中还有一种主宰着人类命运的力量，于是产生了对各种自然力包括器物的信仰和崇拜，并以风俗习尚的形式代代相传。
　　民间信仰包括器物崇拜的体系与习俗，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因为它的形成与本土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器物崇拜乃至民间信仰带有本土文化印记的这一特征，也正说明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民众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结合体，成为民众无价可估的生活支撑，从而使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得以直面人生的种种艰难而不致陷入崩溃的境地。由此可见，器物文化所体现的历代民众的抗争与奋进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今天的人们继承和发扬。





注  释
（1）北京图书馆藏拓片。
（2）李侨：《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3）[清]顾禄：《清嘉录·照田财》。
（4）《太平御览》卷七。

来源:浙江博物馆

tianfuzi

小时候，突然头痛不舒适，母亲会给我用碗筷立水管，我们老家方言叫立水管，直到筷子直起来，口中会说各路先人，四面神灵保佑我好，直到筷子倒下，我也就好了。想一想，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墙外郎

已打印，对着电脑瞅费力。